1867年，距离那场震动陕西的回民起义爆发已有数年，史料在这一节点上出现断档。就在这年，曾在“十八大营”一度呼风唤雨的任武，突然搭上了西捻军张宗禹的顺风车，出人意料地重振旗鼓。他率众连下沁阳、陇州、凤翔、宝鸡，声势惊人；而夺下宝鸡之后，他的踪迹便像断了线的风筝，杳无音信，生死不明。

任武、郝明堂、洪兴三人，起事、周旋与结局各不相同，恰好体现了乱世中三种不同的选择和命运。任武与郝明堂出身相近，都是阿訇出身，年少曾赴云南“历练”，参加过那里的暴动，算得上是有实战经验的“职业造反者”。洪兴则是渭南一带的地头衙役，官府一线的熟人，这种组合既有外来谋反派，也有地方熟路，凑在一起颇为危险。

1862年5月，三人在渭南仓渡镇相聚时，恰逢太平天国西征军陈得才已将刀架在渭南城头。面对朝廷防守薄弱、撤退或起事的三条路，洪兴暗自盘算，利用自己在衙门的便利当起了内应，助太平军入城。城破后，县中官绅遭屠戮，任武和郝明堂随即亮出武器和旗号，号召起义者，十八大营由此成形。借着太平军的势头，他们一度掌控渭南、大荔、临潼等地，甚至敢与清廷钦差争锋。

最初的顺风局面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手的不强——当时清方的胜保并非善战之臣，给了回军以可乘之机。但到1863年夏，朝廷换人，派来真正的劲旅和将领，多隆阿统率的黑龙江骑兵南下，这是一支在南方与太平军鏖战多年锻造的精锐。多隆阿一到陕西，战事立刻转入对回军的歼灭战，回军在咸阳被痛击，形势急转直下。

面对强敌，三位首领的应对线路开始分化。洪兴选择了变通的道路：他撤到凤翔，企图走“招安”路线，甚至改名为“洪忠孝”以示忠诚，希望以此换取保全。但他低估了新派驻清军和湘军将领对实际战果与俘虏的要求，口头的示忠未能换来信任，最终仍在战场上丧命。郝明堂在投降与反叛之间摇摆不定，反复试探与妥协，结局成谜，既无确切投降记录，也没有留下尸骸。任武则在1867年与张宗禹的西捻军短暂合流，借势攻占数城，随后人去楼空，销声匿迹。

这三人的结局揭示了动乱年代常见的三种选择：硬抗、投诚和借势突围。无论是硬拼的惨败、求全的投降未果，还是借势后的神秘消失，在那个时代里都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，最终都没有换来他们想要的安稳结局。